2020年10月17日，第十四届全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在永利官网开幕。本界年会以“从北方走向世界——开放视野的跨文化美术史”为主题，围绕外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史、跨文化美术、美术理论与批评、宗教美术史、少数民族美术史等六个方面展开交流与研讨。以下推出“外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史”议题的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小组专家发言。
二、中国美术史
（二）魏晋至元代美术史
主持人 赵农 西安永利集团304am登录 教授
评议人 郑岩 中央永利集团304am登录 教授
《神道石刻、石墓志与砖画：南朝陵墓新制的视觉呈现》
耿朔 中央永利集团304am登录
陵墓既是想象中的超越性空间，也是现实中的政治性空间。以帝王陵墓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更成为一种象征符号，通过物质材料的选取和视觉语言的塑造传递特定的丧葬观念与政治意图。本研究着眼于南朝刘宋时代，从礼仪制度视角出发，结合物质遗存呈现的视觉形式——石刻、石墓志与砖画，意在探讨南朝陵墓制度创立阶段的面貌特征和背后动因。
由于政治背景的变化，南朝皇帝统治策略发生重大变革，随之而来的墓葬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表现在墓室规模进一步扩大，墓内出现各类石质模型明器，折射出新时代包括皇族在内的精英阶层在墓葬营建上投入的更多精力、财力。
5世纪中期，宋孝武帝扩建长宁陵时吸纳了来源于魏晋洛阳的碑、柱、兽三种石刻，并将其纳入制度范畴，从此成为帝王陵墓的标配组合。神道石刻的设置和墓志形态的改易均是具有象征性的革新之举，属于宋孝武帝的礼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孝武帝顺应侨民心态而进行的丧葬制度改革，可以说是永嘉南渡之后的一次丧葬文化转型。而石刻、石墓志和砖画也是新型艺术形式进入陵墓制度的突出表现。
《飞鸟时期止立造像制作背景的再考——关于传播渠道对于图像认知的影响》
吴虹 复旦大学
史料记载佛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后传到日本的，我们虽不能对日本的佛教历史进行准确把握，但通过对止利造像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它的风格源头来自中国北魏末期。这篇文章通过对止利造像的历史背景，线条特征，着衣问题及省略的后背等特点进行分析后，试图证明当时日本对于佛教造像学习渠道的狭窄，并以小像为日本佛教视觉文化的资料基础，很可能是日本早期佛教造像的唯一范本来源。
本文中的“小像”是指供私人崇拜的小型便携式造像，它一般不超过20厘米，便于传播。由于大型造像和小型造像的尺寸不同，在衣纹及轮廓处理上都有很大区别。然而由于日本早期佛教造像的范本只有小像，当日本工匠把小像的视觉特征扩大到需要制作的大型造像上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和大陆规范产生了区别。当然，这并不代表日本工匠对大型佛教造像程式的“误解”，在有限的佛教知识背景下，日本工匠成功地将小像改写成止立派造像，以他们独特的魅力和端庄沉静的姿态遗世独立。
《多中心时代的多种声音：辽代契丹贵族墓中发现的两件阿拉伯铭文铜盆》
陆骐 北京电影学院
阿拉伯铭文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器物上是多见的装饰，铭文经常写在器物口沿上，除了作为实用器皿的价值外，更像是用来交流与互动的。
而在与伊斯兰地区相距甚远的内蒙古辽代契丹贵族墓中出土了两件带有阿拉伯铭文的铜盆，一件出土于公主墓，一件出土于贵妃墓。两件铜盆都是伊斯兰地区传入，公主墓的铜盆铭文采用正统库法书体，铜器体量硕大，旨在用于在公共场所的展示和表演。贵妃墓的铜盆则运用伪库法书体，尺寸也相对较小，一人就可以端起，旨在与使用者建立一种亲密关系。它们不同的声音和功能表明其伊斯兰世界的原始语境显然存在不同的文化与政治空间。
当铜盆传入辽代，其语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珍贵的进口物品成为了契丹皇族成员的身份标识，它们被放置在靠近死者的位置，并与其他本土的器物共同参与皇族的自我身份建构。
本文探索了这两件器物是如何在亚洲地区三种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编码和解码，将不同的社群联系在一起，构建了新的叙事、身份和文化，揭示了辽代缺乏稳定性的政治环境中文化翻译的多种特征。
